参考消息网8月28日报道 德媒称，即使仅有一点小病小痛，中国病人一般也不会去看家庭或全科医生，而是会去大型综合医院接受治疗。这引起病人等候时间过长和医生诊断仓促等问题。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20日报道，世卫驻中国代表施贺德当日指出，中国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该国的健康挑战在不断增多，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医疗体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费用也将持续增高。”
报道称，中国一直试图进行医疗系统改革，包括资助和推广地方和草根诊所，并承诺增加地方诊所的数量和质量。
北京于去年3月宣布在2020年前将增加全科医师的人数近一倍，控制公立医院资源规模并改善信息资源，以解决医护人员短缺、病患大排长龙、乡村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
然而，医生的薪金较低以及病人对地方诊所的不信任都阻碍了医改的进程。
报道称，使人民都能负担得起医疗保健服务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的医疗体制中存在腐败问题，病患则经常因为保险涵盖的范围有限，得自掏腰包支付大笔金额。
报道称，虽然近97%的中国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但是保险金额会很快用尽。如果一人患有重病，就可能殃及全家。
据中国媒体估计，2010年，中国共发生1.7万起病人或其家属殴打医生事件，而在2013年，这类事件已上升到超过7万起。
瑞士《新苏黎世报》今年6月援引施贺德的话报道称，类似暴力袭击医护人员的事件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
报道称，世卫组织还指出排队时间过长、预约系统复杂等问题。该组织表示：“这些都是病人数量过于庞大造成的问题，中国医生每天面临巨大压力。但这些都不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健康体系应有的问题。”
图表：我国全面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新华社发
核心提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快造成相关疾病猛增，中国原本就负荷过重的大型综合医院因此承受更大压力，急需更多全科医生。
【延伸阅读】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中国医改3年内将显现成效
中新社北京11月4日电 (陶煌蟒)“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医改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步骤逐步推行，2-3年后老百姓是可以明显看到医改成效的。”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3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当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介绍访华情况。期间，奥朗德还特意邀请胡定旭来京会见，以感谢他在推动中法环保公益合作及中医药在欧洲发展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卸任香港医管局主席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胡定旭始终离不开自己的老本行，他说，“医疗卫生与环保是分不开的，环境污染必定影响人的健康，加大治疗难度，所以二者我都很关心。”
其实，胡定旭之所以与法国领导层关系亲密，得益于其在香港医管局主席任内所推动的中医药推广计划，促使中法两国签订关于在中医药领域合作协议。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通过5000年的积淀，我们是时候该将内涵丰富的中医药弘扬出去，发展到欧美国家。”胡定旭说，目前看，中西医的矛盾实则是两种文化理念的不融合，我们不能把中医药当成包治百病的仙丹灵药来推广，而要提供更多临床数据来支持中医药推广和发展。
他认为，中医药要想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我们的研究就不能执着于某种植物的某些功能性成分，而要从实际结果出发，论证中药的有效性，相信中西医的相辅相成之路会是医药界发展的未来。
执掌香港医管局的这十年，胡定旭被称为“香港最大的义工”，他热心中医药的海外推广，也关注着内地持续多年的医改情况，今年胡定旭被委任为国务院医改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为首位获国务院委任此职务的香港人。
“现在，中国内地医改最关键的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提高医生薪酬，降低过高药价，优化体制管理。”胡定旭说，目前改革正在从县级医院层层推进，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在全球发达地区，药品支出只占患者看病总支出的10%，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内地的医院还频繁使用专利药，利益驱使导致了大处方问题。
其次，医生的待遇也是医改需要解决的问题。胡定旭解释说，发达国家最好的高考生是学医的，而中国不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人工费低、社会地位不高都限制了人才的引入。
“卫计委48号文件以及药品统一采购已经显露医改的效果，未来3年内一些基本问题能得到一定解决，但不可能要求一步到位。”胡定旭表示，医改是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明显成效的，我们要有耐心，至少目前中国医改所制定的方向是正确的。(完)
核心提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快造成相关疾病猛增，中国原本就负荷过重的大型综合医院因此承受更大压力，急需更多全科医生。
【延伸阅读】专家：中国医改应向纵深发展狠抓落实 早起步早见效
中新网昆山5月29日电 (黄莹)“1991年至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17.49%；2011年到2013年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速为16.9%，看病继续‘贵’，医患关系紧张，我国医疗服务系统改革仍相对滞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表示。
5月29日，来自海内外医学健康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人士、健康领域从业者齐聚昆山杜克大学，共商慢性病研究与医疗改革领域的现状与发展，为中国医改“问诊下药”。
“目前，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仍然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为中心；技术路线选择重‘高端先进’轻‘适宜技术’，大医院“看病难”，滥用药等现象仍较为普遍，加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形势严峻，只有推进深化医改，抓好落实，方能早起步早见效。”葛延风强调。
中国于2009年3月启动这一轮医改，随着政府投入的大幅增加，在公共卫生、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医疗保障以及基本药物制度等领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但公众满意度仍然不高，医患关系仍然紧张。
葛延风表示，这是由于区域间保障水平差距过大，衔接困难，新农合以及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水平低，自付比例高，公众负担依然很重，医疗信息化水平低等因素造成。中国虽然有五千多家药企，但创新和质量保障能力普遍不足，部分药品价格虚高，相当一部分药品未能纳入医保目录，或需较高自付比例，所以中低阶层用不起药的问题仍较为普遍。此外，以大医院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既导致资源浪费，也导致继续大医院“看病难”。
“中国的疾病负担非常沉重，受老龄化、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变革，环境污染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将成为主要疾病负担”葛延风认为，中国医改应向纵深发展，狠抓落实，确保基本服务的公平可及，并可通过多元手段强化基层服务能力，突出基层机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功能，从治疗为中心转向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中心。
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主任的韩铁如博士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卫生服务、健康生活促进、城市建设、小区环境、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传染病、慢性病等威胁是需要政府间跨部门的协作和民间的配合，需各国协同推动研究发展，进而让城市化成为促进市民健康的元素。
上海交通大学郑志杰教授对此也深表堪忧，“如果不有所作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未来20年间将翻两番”。他强调政策干预、环境干预，都将有效遏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深化中国医疗改革刻不容缓。
论坛上还进行了药品行业创新与市场化、长期护理模式、健康服务评估等方面的讨论与研究成果发布。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教授谢启瑞表示，开展前沿研究，解决中国的人口健康问题，是杜克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中心。举办此次昆山论坛，将助推研究中心围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环境健康(卫生)、卫生体系与政策改革等主题展开研究和提出可行性的报告。
